但是，在这以前，CCS对企业而言只意味着技术的探索和高额的投入。美国何时立法限排而使得CCS进入产业化？2012年之后，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否还能继续并且将CCS纳入其中？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如何计算成本投入，才既不吃亏，又不失掉竞争的先机？而在这之后，CCS的产业化将给中国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电价的上涨，这一影响又应该如何估算和预测？
实验室内外
姜克隽认为，按照目前的进度，实际上较为缓慢了。“就技术的推进上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按照他们为中国发展CCS设定的技术路线图，争取要在2010到2020年之间，完成10个不同地点、不同类型的CCS示范项目，在这之后，就能形成一些概念和规范；在2020到2030年之间，可以实现大规模推进CCS的产业化，在2050年之前，完成减排目标，还来得及。而就目前的进度看，2020年之前10套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
CCS技术推进上的发展缓慢并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
根据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首席执行官Nick Otter提供的数据，2009年到2010年，进行和规划中的CCS项目数量增加了10%以上，但是取消或延迟的项目数量增加了75%。
关于成本计入之后电价上涨影响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可能性，在姜克隽等人看来，今后也不是一个问题。根据他的测算，当CCS产业化，到2050年，电价上涨不过在0.15元到0.25元之间，完全可以接受。
企业更加关心的是现阶段“谁来买单”等具体困难。亦有不少专家担心实验室理论与规模化产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和风险。
正如华能集团研发中心总工程师许世森所说：“推动大型的示范项目，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CCS技术目前还相当不成熟，还不能大力推广。”
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刘会海教授说：“实验室理论与工业化生产之间是有区别的，几十万吨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最好还是技术上大胆假设，实践上小心求证，不能急于大规模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能源动力研究所李小春教授说：“CCS要搞，但是不能一拥而上地搞。或许现在我们谈CCS要不要推广就像几十年前谈拖拉机要不要推广一样，几十年后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愿意把这条路铺下去⋯⋯”
CCS的实践还受到地质条件的制约。中国如果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各地推进CCS的产业化，能否找到充分的地理空间进行地下灌注，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目前，有些学者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得出了相当乐观的数据，而另一些专家则表示“并不相信”，或者凭另一些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并不具备足够的地质空间可发展这一项技术。
也有一些怀疑者提出更极端的质疑：如果到后来我们发现“气候变化是因为二氧化碳引起的”是一个伪命题呢？这并不是没可能的。
研究链
姜克隽告诉本刊记者，CCS是一个研究链特别长的技术。有的研究领域，一个小组10个人就够了，但是研究一个CCS系统至少需要1500人，包括搞物理的、化学的、地质的⋯⋯所以，无论如何，在技术的推动方面，CCS都不无裨益。就如同航天飞机研究，整个研究链需要上万人，不管最后航天飞机能否上天，研发过程本身对人类科技的发展都是一种推动。
在一些市场需求较大的技术领域，中国已经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中国电厂的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技术，比国外的技术至少节约成本50%左右，周边的国家都来购买这些技术。
实际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举措和研究，也已经令不少人注目。美国电力公司发电部执行副总裁Nicholas. Akins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不少成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寻求的，中国正在成长，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介绍说，美国电力作为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企业，CCS是他们必须要进入的领域，而他们公司正在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伙伴，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技术。
他很羡慕美国杜克能源公司已经与华能集团在一些CCS项目上达成合作，希望美国电力也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然而，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一定程度的疑虑：中方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积极和高调会不会失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享有的优势？
毕竟，在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还暧昧不清的时候，更有发展优先权的中国为什么要首先承担昂贵的成本和前阶段更多的风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