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州，Sandia科技公司的深井灌注专家、工程师Donald. Stehle已经与他的同事们为美国碳封存的实验深井工作了3年多。在这里，以深井灌注方式将二氧化碳封存入地下也还处在实验室探索阶段，并未投入商业化实践中。
与中国不同的是，深井灌注处理污废在美国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环保署已经形成了深井灌注的技术规范。在规范颁布并强制实施之前，尚有一些泄漏等环境事故发生，而随着规范的普及和技术的完善，深井灌注技术在美国逐渐成熟。目前在全美范围内尚且在运营中的污废深井多达500多口。
Donald. Stehle已经有20多年与灌注深井打交道的历史。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二氧化碳的井与一般处理工业废液的深井不同，技术难度会更大一些。因为二氧化碳常态下是气体，灌注到地下的时候是液态，其高温高压的要求比一般深井更高，因此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系数就更高一些。就目前实验井的进展来看，一切都还很顺利。但是还不知道应用于实践需要多久。”
如果神华集团的CCS工程顺利建成投产，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领域内，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技术积淀走到美国的前面。
成本的秘密
王鹤鸣告诉本刊记者，鄂尔多斯十万吨级CCS项目初步预计投资为2.1亿元，作为国企的神华集团，基于社会责任承担了这一成本。而下一个百万吨级的项目，又由谁来承担？
目前，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仅仅是为了减排，没有其他任何附加的收益，而成本又相当可观，如果要产业化的话，怎样的机制，才能让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挪威船级社业务开发经理鱼晓东告诉本刊记者，之所以挪威等欧洲国家已经开始CCS的产业化运营，是因为挪威征收了高额的碳税，当税务成本与CCS成本之间有了取舍，产业化才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不管是立法限制，或者是行政命令，国家和政府的抉择都会是关键的一个环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姜克隽对本刊记者说：“按照我们的判断，到2050年，CCS要做到十几亿吨，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到那时候产业化不用担心，会比现在发电的产业还大。但是现在政府的态度还并不是很明确，因为这些企业还没能拿出证据向政府证明：CCS是可以大规模接受资助的。”
姜克隽说，政府官员现在是等着企业拿数据来证明：CCS能够且需要产业化，但是企业，包括欧盟和美国那些来中国观望和寻求合作的各大企业，老是把这些数据捂着。他们连自己国家的政府都没有说服，在这个问题上裹足不前，那又怎么能来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指望中国来承担昂贵的成本和义务？
壳牌石油公司已经在EOR实践中有了丰富的经验，该公司二氧化碳处理技术研究部经理Claus. Otto博士向本刊记者坦言，各大公司因为行业竞争等原因，并不愿意公开涉及碳捕集的成本数据。
一旦CCS的全球化产业体系建立起来，拥有这些技术就意味着占据着国际碳市场贸易中的先机，意味着巨额的财富。
因此，世界各大企业尤其是拥有技术领先优势的石油企业、减排需求大的电力企业，都在等待、关注并觊觎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