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核集团及徐銤院士友人处获悉，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者、中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4日7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徐銤是中国第四代核能系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1961年，徐銤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二机部北京原子能所（即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前身）。4年后，他第一次听到了“快堆”这个概念，从此与这个崭新的领域紧紧相连。我国快堆发展起起落落，当有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单位向徐銤伸出橄榄枝，他总是淡淡的一句:“快堆，我放不下。”
据多位核工业领域人士向澎湃新闻回忆，徐銤为人谦和、幽默，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上朴实无华。聊起心爱的快堆，他总是侃侃而谈。因其对快堆的专注与贡献，徐銤被誉为“中国快堆之父”。但每当有记者提起时，他摇摇手，“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他常强调，“搞快堆的不只我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是一个团队。”
“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临界！”2010年7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实验快堆主控室里响起热烈掌声——自上世纪60年代我国快堆研究开始起步，到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临界，经历了五十年的坎坷曲折、日夜奋战，两代快堆人的努力终于迎来开花结果。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曾说，“首先发展快中子增殖堆的国家，将得到原子能方面竞争的利益。”这句话也成就了徐銤院士与快堆数十年的情缘。
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简称“快堆”，是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主力堆型，它可将天然铀资源利用率从目前的约1%提高至60%以上，并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能一举解决铀矿资源枯竭、核材料利用率低和核废料难以处理等问题。
1970年，徐銤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的启动实验。他曾回忆道，“我忘不了那一天，6月29日，夜里11点多，恰好轮到我是值班组长。快堆装置实现了临界。当时，我和大家一起鼓掌庆祝，场面激动人心。”然而，这次“零的突破”以后，快堆研究陷入了困境。1971年，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快堆研发队伍从北京搬迁到“三线”四川夹江。科研环境十分艰苦，不仅缺少经费，连存放实验材料的房间都十分潮湿。科研进展艰难，很多人纷纷选择离开。
但徐銤等老一辈快堆人并未放弃，坚守四川16年后，终于迎来曙光，他们把快堆发展的火种再次带回北京。1986年4月，快堆发展迎来了转机。在“863”计划支持下，快堆项目开始了预研研究。1995年12月，作为“863”计划能源领域发展计划重点项目，中国实验快堆由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批准立项。2000年5月，核岛浇灌第一罐混凝土，拉开了中国首座实验快堆的建设序幕。
2010年7月21日，中国实验快堆实现临界，次年并网发电。五十年磨一剑，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根据我国快堆发展实行的“三步走”战略，在实验快堆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示范快堆和商业快堆。相较于实验快堆，示范快堆电功率是实验快堆的近30倍，示范快堆工程采用单机容量60万千瓦的快中子反应堆。2017年12月29日，中核集团在福建省霞浦县宣布示范快堆工程土建开工。
2011年，74岁的徐銤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銤”在化学元素表上排序76号。沉迷于化学的父亲对徐銤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徐銤曾对媒体回忆称，自己1955年高考时，清华大学希望他去读工程物理系，徐銤以为这是“做工程的”，说没兴趣。还是父亲告诉他：“工程物理是为国家研究核工程的。中国要是没有核武器，就要被人家欺负。”这一句话，点醒了徐銤。
多年后，徐銤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原子能院工作这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钱三强、戴传曾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四○一精神。我刚刚到原子能院时，钱三强先生就对我们年轻的同志们提出要求：如果5年之内不能带领师弟师妹们做研究工作、10年之内不能掌握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带领一班人工作，就不能留在院里继续工作。我还记得我们晚上从工作区办公室回住宅区，每每看到老专家戴传曾先生挑灯夜读，他从生活区到办公区都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他们对学术的高要求、对生活的简朴、能经得起艰苦条件的考验等品格影响我至今。”
作为一位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徐銤甘为人梯，倾注全部心血培育快堆科研人才。2010年，徐銤获得“原子能院突出贡献奖”，他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以此作为快堆工程科技创新奖基金，激励快堆技术科技创新人才成长。
徐銤的一生所需不复杂，所求更是简单：快堆，就是他一生的心之所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徐銤常常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语气平淡，但没有遗憾，唯有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