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2022胡润百富榜发布，光伏行业共有九家企业的掌舵人上榜提名。
倘若给光伏产业单独开一个榜单，“首富”之位并非当前炙手可热的隆基绿能创始人李振国，也不是新硅料大王通威老板刘汉元，而是老首富——东方希望创始人刘永行。
刘永行出生于1948年，现年74岁。尽管在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辈分”与张瑞敏、王石、南存辉等风云人物平齐，但他的公众知名度远不及同辈企业家。
但若要提起他的四弟刘永好，或许绝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刘永好所执掌的新希望集团知名度远甚于刘永行创办的东方希望集团。在不知情者看来，东方希望甚至常被认为是新希望的子公司。
早在1982年，刘永行创办东方希望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如今营收已超过1200亿元。
不过，笔者认为，刘永行可能是中国最被低估的“商业教父”。尤其是在实业领域，他的经营哲学或许值得所有从业者学习。
刘永行曾在2001年和2008年两度问鼎中国首富。而在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他的排名上升46位，超越黄峥、王兴等人，身家达到1350亿元，位列全球第77名。
40年来，这位低调前首富奉行小心求证，大胆行动的商道哲学。与激进者相比，他看得更远，更擅用时间来丈量成功，奉行“甘而后进，反而先进”的经营理念。
从农业到电解铝，再到多晶硅，他无不例外会先小心求证个十年，而一旦认准了就会快速行动。从结果来看，他似乎每次都能够掐准时代脉搏。
在他的带领下，东方希望经历过三次转型，现今已成为名副其实“工业王国”。翻开这个王国最新的业务版图，该公司涉足农业、铝业、硅业、化工、能源和置业六大领域，是世界十大电解铝及氧化铝生产商之一，也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多晶硅产业重要生产商之一。
他与另一位年长他两岁的民营“铝业大王”——业已逝世的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同被业界誉为“红海之王”，原因是他们都在竞争极为激烈，且被央国企围剿的铝业、建材等领域均取得傲人成就。
不过，与张士平不同的是，他执掌的东方希望至今不上市，基本不融资，产业扩张也不依赖银行和资本市场。
如今，刘永行依然坚守在一线，每天5、6点起床，用iPad看新闻查资料学习课程。这位永不懈怠的企业家在第三次创业的征程上开足马力奋进前行，而多晶硅产业的座次也必将发生变化。
在浮躁的商业世界中，刘永行显得如此的特立独行。若要书写他的商业传奇，或许要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
刘家老二
1948年6月，刘永行出生在四川省新津县，家中排行老二。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父亲刘大墉曾以民盟干部身份担任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他还有三位兄弟，分别是老大刘永言，老三刘永美，老四刘永好。
四兄弟当中，刘永好的名气最大，曾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长期担任“两会”代表。他所执掌的新希望集团被认为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
3岁那年，刘永行曾被过继给一位布商。但仅过半年，他从梯子上掉下将腿摔断。布商怕医治不好成为瘸子，便将他“退”回了刘家。
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刘永行因摔断腿而留在了刘家。数十年后，刘永行的名字也将被时代浪潮镌刻在改革开放的唯美画卷中。
不过，刘家显然无力同时供养四个孩子。后来，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会主席愿意抱养2岁的老三刘永美，并改名为陈育新。
时至今日，每当书写刘氏四兄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传奇创业故事时，陈育新的名字背后都会备注上刘永美。
此后十多年，在艰难地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十年动乱后，刘家随着刘大墉被平反而开始走上坡路。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刘氏四兄弟先后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一家三个大学生和一个中专生，这在新津县传为美谈，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即便放眼全国，一门四学子也颇为少见。
四兄弟中，刘永行更是考取了新津县理科第一名。他信心满满地报考了清华大学，却最终因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被刷了下来。
刘永行等来的录取通知书是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现西华大学），巨大的落差让他一度心灰意冷，差点辍学。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不过，彼时的刘永行仍在为生计发愁。妻子郑燕初当年和他恋爱时曾为刘永好考大学的事走漏过教育局的消息，因而被人穿小鞋，从局机关下调到了幼儿园当老师。
夫妻二人收入不高，就连儿子想吃肉的愿望都无法满足。后来，隔壁邻居一句玩笑话，让刘永行豁然开朗。左邻右舍都知道，这位刘家二哥修无线电是一把好手，什么电器都会修。
又恰逢腊月，家家户户都希望家里的电器能响能动。于是，刘永好找来白纸，在上面写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第二天便在幼儿园门口支起了摊。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仅仅7天时间，刘二哥就赚了300多块钱，相当于妻子大半年的工资。正是此次经历，或许让刘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席卷之下，国家已经允许个人靠自己努力发家致富。不少敢为人先者成功抓住机遇，越来越多的“万元户”开始跃上报头。
从小吃尽苦头的刘家四兄弟决定一起创业。从小到大，刘大墉向来极为注重培养儿子的科学意识和动手能力，拆装各种电器对四兄弟来说是家常便饭。
读大学后，四兄弟也是各有所长。老大后来是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当工人；老二刘永行通晓无线电；老四学的是机器制造方面的专业。
刘氏兄弟养鸡致富的创业故事广为流传，但在这之前，他们曾想创办的是一家可以比肩美国通用电气（GE）的公司。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活力四射，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音响、DVD等进口电子产品蜂拥而入，飞入寻常百姓家。
于是，他们自己找材料，画设计图，就这样，新津县历史上第一台音响就这样问世。他们还将音响拉到县城百货商场，在当地引起轰动。
创办电子厂，技术和市场都不是问题，难的是资本和厂房。由于老三陈育新一直住在乡下，和大队书记关系熟捻，当他们说要和集体合办电子厂，得到后者全力支持。
更重要的是政策风向开始转变。1979年7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鼓励社队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
刘永行兄弟下定决心，他们理想中的蓝图是：要成为中国的GE，将还在襁褓中的工厂名字取名为“新异”，在四川话中与GE谐音。
不过，他们显然并没有吃透政策。
上述文件虽然鼓励社队企业创办和发展，却也明确画了“红线”，其中一条明确规定“不搞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不与先进的大工业漆艺恶争原料和动力，不破坏国家资源”。
当他们兴致勃勃地将合办电子厂的计划向公社书记汇报，结果遭到强烈反对，更是被怒斥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实在太过沉重。
就这样，刘永行的第一次创业胎死腹中。
“希望”横空出世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创办电子厂的计划虽然难产，但刘氏兄弟有可能因此逃过“投机倒把”的祸事。
刘大墉在“文革”期间曾被打倒，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如果刘氏兄弟因创办电子厂而发家致富，难免不会引人注目。
浙江乐清县柳市镇“电机大王”胡金林就是典型例子。1981年，胡金林经营的营业部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老板。
1982年1月，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柳市镇，胡金林是第一个被约谈的对象。几个月后，这位大老板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除了“电机大王”，另外还有“七大王”在当年的经济整肃运动中被打击。“八大王事件”给刚刚复苏的民营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这起著名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刘氏兄弟创业的决心。1981年，中国报纸上出现频次最高的两个词汇是“三产”和“停薪留职”。这无疑也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1982年，刘永行毕业后进入当地教育局工作，陈育新则进入了县农业局，老大刘永言在成都电机厂当技术员，老四刘永好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外人看来，刘家四兄弟都端上了令人艳羡的“铁饭碗”，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这年8月，当“八大王”相继坠落时，刘永行兄弟则酝酿杀入另一个领域，决定利用陈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办一个育新良种场。
为此，他们或变卖手表，或变卖自行车，凑足一千元钱，正式开启了第二次创业之路，先是种蔬菜，后来卖小鸡。
1984年春，育新良种场迎来一个超级大单，邻村一农民一次性预定两万只小鸡，并预付一千元的信用社信汇单。
四兄弟先是将现有的两千只小鸡卖出去，然后到处借钱收种蛋，准备把剩余的18000只小鸡赶紧孵出来。但没想的是，兴高采烈接到的信汇单竟然是伪造的。
就这样，原本想着发笔小财，结果负债累累。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只能寄望于将新孵化出的小鸡卖掉，才能挽回损失。
颇为神奇的一幕由此发生。四个大男人各挑着一担小鸡，到成都等城里走街串巷兜售小鸡仔。四兄弟当中，刘永行最惨，他小时候落下的腿病，在经过一个月的折磨后旧伤复发，留下永久损伤。
四位国家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卖小鸡的经历后来引为美谈，但个中苦楚唯有他们自己以及家人知道。
后来，育新良种场又养起鹌鹑，并在一年时间成为全国的“鹌鹑大王”。
刘氏兄弟的成功很快引来左邻右舍的效仿，他们也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倾囊相授。到后来，整个新津县几乎家家户户养鹌鹑。
之后，他们干脆卖起拥有独家配方的鹌鹑饲料，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这段传奇经商经历对刘永行兄弟日后在更广阔舞台驰骋打下了基础。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的成功也引来各级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更是将它作为致富的典型，写入内参中。
这年11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专程来到育新良种场参观，并留下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因为这句题词，四兄弟于是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希望”。
同样是“大王”，为何“鹌鹑大王”和“电机大王”之间的境遇有着天囊之别？这背后与刘氏兄弟的身份和他们选的赛道息息相关。
在当时背景下，刘永行兄弟本就十分另类。与他们有着相似学历的同龄人，绝大多数都安心端着铁饭碗，而诸如胡金林这样的“万元户”又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彼时，为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允许国家干部“停薪留职”创业，他们能够取得成功本身就为施政者树立了典型。
最关键的还是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农业作为突破口，在当时也符合《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等国家文件中三令五申的精神。
兄弟分家，杀入“红海”
对刘氏四兄弟而言，1995年是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已经在饲料行业创出一番天地的四人决定分家。刘永行获得了其中13加公司，成立东方希望。
同样是在这一年，国家工商局还给刘永行颁发过一个中国私营企业500强第一名的荣誉，那年他的公司销售额为16亿元。
分家之后，1999年，刘永行决定将公司总部搬到上海。但此后多年，东方希望的主营业务仍旧以饲料和养殖为主。
直到2001年，已经在饲料行业积累了大约24亿资金后，这位低调富豪决定带领东方希望这艘新舰转型，杀入到重工业领域。
如果说刘永行的第三次创业选择的是新能源“蓝海”的话，那么真正让他功成名就的则是其“红海行动”。
1992年春节期间，刘永行前往美国访问，想去看看美国饲料厂是如何管理和运行的，同时看看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其它产业发展情况。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趟美国之行将改变东方希望的格局。
美国极高的劳动效率让刘永行感慨万千，也让他看到了中美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通过细致地观察，他发现了欧美国家重工业产业转移的轨迹。
即：重化工原材料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增。但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劳动力成本激增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些产业又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则会向科技和现代服务业转移。
以钢铁产业为例，钢铁产业化最早集中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一战”后，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钢铁大国；“二战”后，德国被美国取代，后来美国又被日本取代。
“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的产业还是农业，工业还是主要以轻工业为主，但是对原材料的需求就非常旺盛了。”刘永行接受采访时回忆。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蓬勃发展。十年以后，中国化工原材料的需求也必然会大幅增长。
如今看来，刘永行的判断极为准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日后在钢铁、有色金属、电解铝、发电等重工业领域均稳稳位居全球第一。
事实上，在刘永行美国之行前，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一路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意义在于，打破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最后的“藩篱”，为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重新打了一针“强心剂”，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
不过，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内容要到3月底才为国人所知。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大社论报道，并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内容。
当他把打算进军重工业产业的决定告知三位兄弟，遭到后者的反对，理由是重工业领域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并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刘永行有自己的研判。
“当时分析了世界经济的走势，我们预测中国如果改革开放持续下去，一定会对工业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既然是大量的需求，它就有机会”。刘永行说。
一开始，刘家老二看上的汽车、钢铁、电力等行业。但这些行业关乎国计民生，门槛极高，显然不是一家仅有24亿资本金的小公司可以染指的。
彼时，东方希望曾与其它公司合资建设电解铝厂，也因此因缘际会地进入了这个被成为一片“红海”的产业。
不过，刘永行并没有贸然行动。从1992年到美国考察，到2001年底正式进军电解铝产业，东方希望的掌舵人花了十年时间观望和学习。
据媒体报道，东方希望最终进军电解铝行业系因饲料行业的需求。由于生产饲料所需赖氨酸需要耗费大量蒸汽及电力，于是自建起了发电厂。但电厂所生产的电和蒸汽仅有部分用来制造赖氨酸，剩下部分需要寻找“出路”。
就这样，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生产的庞大产业链路线图开会在刘永行的脑子里形成，并为此感到兴奋不已。
无独有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事后证明，从这天起，中国经济再次开启了腾飞模式。
刘永行是个嗅觉天生灵敏的企业家，中国加入WTO的时代机遇或许是促使他下定决心正式踏足电解铝产业的重要契机。
从熟悉的饲料行业跨界到陌生且开始步入行业下行周期的电解铝行业，倘若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对时势的超前预判，这场赌局恐怕很容易在质疑声中分崩离析。
但刘永行不仅做到了，还成功在这片“红海”称王。
“红海”称王
电解铝行业被公认为是红海产业——竞争激烈，产能过剩，利润微薄。
不过，在产业初期，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亟需铝加工业。和钢铁，有色一样，电解铝成为了那个年代“大干快上”的朝阳产业之一。
上文说到，刘永行做重大决策有一个大致的规律，即小心求证，大胆行动。而小心求证的周期一般为十年左右。
尽管早在1992年去美国考察时已经笃定了要向重工业转型，但真正进军电解铝行业则要到2002年，前后周期刚好十年。
2002年，东方希望与山东聊城茌平信发热电集团合资建立了山东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这一年，中国电解铝企业猛增到138家，产能546万吨。
次年，该公司又包头建造了一座世界先进的铝加工项目，并与美国杰德金属等公司合资在三门峡建设大型氧化铝项目，投资总额高达45亿元，年产105万吨氧化铝。
后来，这家铝业新秀又先后建设了煤化工、石油化工等项目。到2012年时，东方希望集团下属企业已超过150家。
事实上，中国电解铝行业发展到2000年左右时，已经进入到了第三阶段，步入常规发展时期。这其中，从1992年到2001年，中国迈入电解铝工业大国行列。
这十年间，中国电解铝产量从1992年的109万吨，迅速发展到2001年的342.46万吨，位居世界第一。
此时，包括中国铝业公司、青铜峡铝业、兰州铝业、山东铝业、包头铝业、山西关铝、焦作万方铝业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铝生产企业纷纷涌现。
可以说，中国电解铝产业进入了“成熟期”，将很快掉头向下。
对民营企业来说，选择此时进入的利弊明显。利在于，电解铝市场、技术趋于成熟；弊在于，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主要竞争对手央国企实力雄厚。
不过，2003年的铝业市场十分火爆。由于供不应求，这一年氧化铝的价格由上年年中的1300元/吨飙升至3700元/吨。
据刘永行计算，每吨氧化铝当时的成本为1000多元，高垄断使得中铝集团的暴利超过了300%。行业如此暴利也让他开始担忧，因为“太赚钱的行业，往往不是我们的行业”。
不过，好景不长，宏观调控的重拳很快砸来。
2003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次年年初，专项检查开始，8个督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清查。
东方希望首当其冲。早在2003年底，东方希望的包头项目和三门峡项目就传出消息称被勒令中止，理由是“手续不全，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
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2004年被认为是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
那些磨拳霍霍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
不过，东方希望活了下来。外界对于这个时期的刘永行面临着何种焦虑不得而知，但恰恰是步子迈得缓的保守救了东方希望。
尽管遭到宏观调控的一击重拳，但对东方希望来说，它在电解铝产业的摊子还很小，真金白银也还没有真正砸进去，因而伤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不妨想象一下，倘若东方希望早几年大举杀入电解铝行业，它的命运将会怎样？它或许会成为下一个铁本钢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调控实际上也将电解铝产业的低端产能筛了出去，行业发展在经过短期震荡之后，终将回归理性。
而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仍旧保持足够韧劲，对电解铝的需求仍在快速提升。毋庸置疑的是，刘永行的眼界和格局早已穿越了周期。
从微观层面来看，东方希望之所以能够在电解铝行业成就霸业，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打铁还须自身硬”，对成本的控制能力是其最大的杀手锏。
在电解铝生产过程中，电费要占到成本的四成。若电价上涨一分钱，100万吨电解铝的利润就要减少1.5亿元。可以说，电力成本决定着电解铝企业的生死。
与另一位“红海之王”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一样，刘永行亦早已窥视到电解铝产业的核心秘密——自备电厂。
在新疆，东方希望的自备电厂因当地极低的煤价成本从而具备央国企所没有的天然优势。仅电费一项，每年就能节省数亿元资金。
此外，进入电解铝后，刘永行亲自制定《成本管理日报表》，将矿耗、入磨铝硅比、碱耗、电耗、汽耗、煤耗等100多个数据纳入其中，要求工厂每天对每个数据检查、改进。
参观了东方希望新疆五彩湾和内蒙包头的电解铝项目后，业内人士称刘永行对降本管理做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凭借着“锱铢必较”般的细节管理，东方希望的生产效率远超国内同行。
即便在2012年电解铝的寒冬期，东方希望铝业板块的利润高达10亿元，同期中国铝业巨亏82亿元。
在电解铝行业，刘永行一战成名，“红海之王”实至名归。
开启第三次创业
在论及自己的商业哲思时，刘永行爱用“顺势、明道、习术”六个字来概括。即：顺势却不随流；明道而非常路；习术要善修正。
在他看来，只要在危机之中把我自己的方向，就能够在危机之中取得发展。“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如何面对它，就是把自己能够做的事认真做好。当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之后，那么市场也会眷顾我们。”
如果要选择近十年发展最快的行业，恐怕非光伏行业莫属。这个新兴产业正是前首富顺势选定的“第三次创业”的新赛道。
刘永行的第三次创业如火如荼。但当宁夏光伏一体化项目刚要动工时，东方希望另一大多晶硅基地却意外失火。
今年6月17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内的一座多晶硅工厂发生火灾，现场滚烫的浓烟炙烤着当地如洗的碧空。
这把火不仅导致该工厂的一期项目不得不停产检修，它的所有者——东方希望集团也因此被短暂地推向了风口浪尖。
新疆准东基地是东方希望进军硅基材料产业，开启第三次创业的前哨阵地。东方希望已在此建成一、二期总计6万吨多晶硅、22万吨工业硅和1GW光伏切片产能。据了解，三期6万吨多晶硅项目也已获得有关部门批复，总投资约10亿元。
在准东经开区，东方希望产业园是唯一一家能够将硅基产业链延伸到光伏切片领域的生产基地，填补了新疆光伏产业的空白。
事实上，东方希望进军光伏产业起步较晚。根据官网信息，该公司是在其成立31年周年之际（2013年）方才进入。
2013年对该公司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但对中国光伏产业而言，这年仍“阴霾密布”。彼时，中国光伏巨头们正经历硅料价格暴跌和欧美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调查的双重摧残。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光伏产业发生了太多值得写入商学院教科书的反面商业案例。
2013年3月20日，业界最耀眼的名片——无锡尚德最终因不堪重负而不得不申请破产重整，创始人施正荣更是远遁澳洲；年少成名的赛维LDK创始人彭小峰也兵败马洪硅料厂，留下一地鸡毛。
相比而言，比彭小峰年长27岁的刘永行早已功成名就，在电解铝等产业洪流中成就“红海之王”美誉。
选择在此时进军硅料行业折射出刘永行的商业智慧。在多晶硅价格高达400美元/公斤时，他看到的不是机会，反而是风险。
优秀的企业家似乎总有异于常人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在危机中嗅到商机，在黑夜中预判到即将出现的曙光。
“既然我们要长期做，就要理性一点。”刘永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我们从未想过谋求10万元以上的价格。”
彼时，他带领东方希望开始进行过一项极限测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极致的降本增效，“3万（元/吨，下同）不停产、5万能盈利、7万是正常价格”可以实现。
“3-5-7”由此成为了东方希望进军硅料行业的极限目标。刘永行将实现这个目标的“试验田”放在了新疆准东。
早在2010年12月，东方希望趁着准东经开区规划建设“煤谷—电谷—铝谷—硅谷—化工谷—生物谷”的“六谷丰登”循环经济产业园的机遇，大举进入准东。
彼时，“硅谷”已在其构想之中。
在中国的煤炭资源分布版图中，准东赫赫有名。准东煤天是新疆五大煤田之一，是中国最大整装煤田，预测储量3900亿吨，占全国预测储量的7%；探明探明储量超过2000亿吨。
如此惊人的资源储量让这里成为了煤基能源的投资乐土。2010年，准东煤田新开工12个煤电煤化工项目，其中包括4个煤矿项目、3个煤电建设项目和5个煤化工项目。
在众多央国企中，东方希望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够染指这片煤田的民企，建设“铝谷”重任在肩。2011年2月，第一批东方希望人走进准东，电解铝厂房很快拔地而起。
电厂紧随其后。在电解铝的成本结构中，电力成本占据了40%，甚至更高的比例，因此是否拥有自备电厂成为电解铝厂能否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致胜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希望“第三次创业”的新赛道——多晶硅产业同样用电成本，这是刘永行制定“3-5-7”目标的底气所在。
2015-2016年间，东方希望在准东基地内的工业硅厂房和多晶硅厂房相继拔地而起。不过，由于多晶硅市场彼时萎靡不振，刘永行落下的这颗棋子在当时看来似乎并不被看好。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2020年9月22日，中国政府提出“30.60”目标，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的蓝图徐徐展开，光伏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当多晶硅价格飙涨，业界也对东方希望的第三次创业布局投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下一个“39年”
2021年，东方希望集团迎来39周年。在一次培训活动上，刘永行将碳中和定义为“下一个39年”。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就是沿着工业硅、多晶硅，沿着它的产业配套往下游走，争取把它连起来。”刘永行说。
这番话折射出了东方希望新的战略方向。
刘永行第三次创业的最新布局在乌海。仅仅3个月前，东方希望乌海光伏产业链项目在该市海勃湾区开工。
根据公开资料，该项目总投资182.7亿元，首期规划建设6.25万吨多晶硅、10GW拉晶、10GW切片、10GW电池、10GW组件。
东方希望真正震动业界的项目则是在宁夏。
今年年中以来，坐落在宁夏贺兰山脚下的戈壁滩异常热闹，东方希望在当地豪掷千亿的光伏项目彻底将这片不毛之地搅热。
贺兰山位于宁夏与内蒙交界处。在蒙古语中，贺兰意为“骏马”，以此形容贺兰山山势雄伟，若群马奔腾。但在贺兰山脚下，戈壁滩则异常荒芜贫瘠。
6月上旬，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正谊路南侧的宁夏晶体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工地上人头攒动，工人们将在3000余亩荒地上建起一座世界级工厂。
尽管刘永行几乎从来不“混”光伏圈，但东方希望近年来掀起的巨浪早已震撼整个业界。这其中，他在宁夏的上述“大胆行动”尤为轰动。
早在2021年3月17日，时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润儿在银川接见了前来考察项目、出席自治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
刘永行出席了上述推进会，并表示十分看好宁夏的投资环境和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仅仅不到两个月，东方希望就将第二个多晶硅基地项目落子石嘴山市。
去年5月11日，东方希望就与宁夏政府签订光伏新能源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拟在当地投建光伏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循环经济项目。
彼时，该项目对外宣布的总投资额是300亿元。总体规划包括年产40万吨多晶硅、高纯晶硅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其中一期以25万吨/年多晶硅为主体，配套建设20万吨/年工业硅、电子级高纯晶硅等项目。
“很多人认为东方希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保守的，但这次出来（指宣布在宁夏新建25万吨/年多晶硅产能）可能又会认为我们很激进。”刘永行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称。
刘永行还称，如果政府审批流程顺利，希望7、8月（2021年）能够动工。但很显然，该项目并未如预期计划顺利开工。
为此，石嘴山市委书记王刚曾于2021年6月17日专门主持召开东方希望集团多晶硅项目调研座谈会，强调要主动跟踪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力促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直到今年3月18日，2022年宁夏全区第一批重大项目正式集中开工，作为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的焦点，东方希望光伏新材料项目基地才得以动工。
不过，在对外宣传时，该项目的总投资额变成了约1500亿元，项目的全称为“集光伏新材料、新能源、农光互补等上下游一体化循环经济全产业链项目”。
根据规划，一期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2.5万吨多晶硅、14.5万吨工业硅以及10GW单晶、10GW切片、10GW电池、25GW组件等，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达900亿元，解决就业约1万人。
按照一次规划、分批建设的原则，东方希望最终将在贺兰山下建成年产40万吨高纯晶硅、49万吨工业硅以及单晶、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的上下游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
这个项目被业界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光伏一体化单体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开创了世界光伏能源建设史上的新纪录。
业界对于刘永行再次布局多晶硅并不意外，宁夏项目对东方希望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该项目折射出该公司也将触角向下游延伸至电池组件领域。
这意味着，原本竞争就已白热化的光伏下游市场又迎来了一位底蕴更加深厚的玩家。
更可怕的是，这个新玩家有一位老谋深算的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