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指出受新一轮疫情及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2022年4月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会议指出，当前要着力稳住经济大盘，为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提供基础。能源作为经济运行的“粮食”，其供应平稳、价格稳定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先决条件。关于能源，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高度重视煤炭的供应及煤电的稳定，要求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多发电，提出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能，绝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的硬要求。能源的供应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非化石能源等多种类，为什么会议单对煤炭提出特殊要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防范拉闸限电现象再次出现
出于能源供需基本面以及防范风险迫切性的现实因素考虑，将煤炭保供作为现阶段的能源工作着力点。我国是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的国家，长期以来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消耗的煤炭中60%以上用于发电，煤炭是我国电力供应的主要贡献者。刚刚过去的2021年，受极端天气、欧洲能源短缺等事件影响，全球大面积出现气荒乃至能源危机，我国多地也出现了久违的拉闸限电现象。电力供应的波动影响到方方面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损失。
如果2022年再出现拉闸限电，对于经济本就有下行压力的我国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务必需要防范和杜绝拉闸限电现象再次出现。既然电力生产主要依靠煤炭，出于防范2021年拉闸限电现象再次出现的现实需要，那么将煤炭供应保障视为重中之重就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油气海外供应不确定性大
油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同样不可或缺。只不过与煤炭不同，我国油气供应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目前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在72%和43%以上，油气安全一直是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核心，近年有关能源安全的讨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油气上。当前要稳住经济大盘，油气的供应同样需要稳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相比于煤炭而言，油气供应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价格波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几年来，全球屡发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导致国际能源市场不时出现波动连锁反应。年初以来爆发的俄乌冲突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向全球的油气份额供应因为受制裁、禁运等因素影响出现下降，加剧了国际市场油气供应短缺预期，继而很大程度上导致油气价格一直高位运行。
我国作为油气进口大国，也因此面临着油气进口高成本的压力。在此形势下，若将能源供应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油气海外供应上显然会非常被动。以天然气发电为例，天然气占整个项目运行的成本比例一般在70%，属于对气价极为敏感项目。按照目前的全球高气价水平以及国内电价水平，项目运行的经济性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要将成本顺价至终端用户，将显著增加用户经济负担。这个现象在气电行业长期存在，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高气价下气电维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拓展空间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一直强调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制定并大力实施依托三大石油公司的油气勘探开发七年行动计划，尽可能提升国内供应能力。
若将来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取得突破，油气供应自主性增强了，更多的油气除了用于交通和化工之外还可以用于发电时，油气的应急能源角色与地位自然也就形成了。
非化石能源主力地位还需积累
非化石能源主力地位形成还需要周期和行业自身的发展积淀与成长。我国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近年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风电、太阳能以及水电发展规模世界领先，核电也开始了再次发力。我国的能源革命战略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达到25%。但就目前发展水平看，非化石能源成为主体电力能源还需要积累，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不同种类电力之间协同、储能与弃风弃光等诸多现实问题，形成新型电力系统。
2021年欧洲之所以出现“气荒”与其极端天气影响下的风电供应能力下降有很大关系，我国风电产地2021年也不同程度出现运转小时下降现象，类似的问题可能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出现。按照目前最新的评估结果，当前全国除海南等少数省份建成新型电力系统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还需要继续发力推进。由于非化石能源还需要发展的积淀和实践历练，现阶段解决好现实的电力供应保障问题仍需要依靠技术成熟的煤电。
国务院常务会议将煤炭作为当下能源保供的着力点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调整，与我国既定的能源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方向并无二致。
从长期方面看，非化石能源大发展是世界趋势，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能源依托。非化石能源的大发展客观上会形成对煤炭的替代，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注定是要下降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个别时点上的煤炭需求反弹也是正常现象。此外就煤炭自身的供应看，虽然我国煤炭资源保供能力相对较强，但也并不意味着煤炭供应系统在保供方面可以无懈可击。
2021年的煤炭供应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电煤也曾一度出现短缺。要解决好煤炭平稳供应，支撑稳住经济大盘的基本目标，尤其需要政府和行业在上游煤炭供应方面做好文章，需要加大投入确保煤炭主产区产量稳定，并确保运输渠道通畅。
其中最为关键和基础的举措应该是通过特殊时期的税费减免为煤炭企业减负，确保上游供应端平稳继而减缓煤电成本上升压力，将各行各业的用电成本控制在行业可接受的合理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