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总供给能力不足也可能因国际净进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通胀的实质是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因国际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下降，结果导致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由于输入型通胀的发生机制也是因总供给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推动型通胀。
对于结构性通胀，典型特征是价格指数商品篮子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带动价格指数快速上涨。比如目前涨幅较大的消费物价指数CPI，75%左右的涨幅是由食品（大致占居民总消费额的33%左右）价格上涨贡献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我国非食品类消费品的月同比最高涨幅仅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其涨幅都在2%以下。相比较而言，食品价格涨幅要远远高于非食品价格涨幅：2003年～2004年那一轮通胀食品价格最高涨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胀期间食品价格最高涨幅达到23.3%；此轮（2010年～2011年）通胀食品价格月同比最高涨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我国最近十年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过程都带有明显的结构性通胀特征，如何抑制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我国治理通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发生结构性通胀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比如突发性自然灾害、战争、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等，导致某一类商品因突然发生短缺而引起价格大幅上涨；二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间存在巨大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引起的结构性物价上涨，这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长期存在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部门的1/7，服务业的1/5，当上述产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弥合时，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的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上涨状态，否则，没有人（或资本）愿意留在低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事生产活动（低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相对于高生产率部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过去，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非常严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谈判能力，因此我国结构性通胀特征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过剩程度的不断缓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开始掌握主动，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趋势。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倒逼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否则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都会到城里打工。因此，结构性通胀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可能会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全过程。
对我国通胀问题的总结和相关政策建议：
1.我国通货膨胀按价格指数上涨原因可分为全面性通胀和结构性通胀两大类。
2.治理全面性通胀既要设法控制名义总需求，更要考虑增加实际总供给：
（1）对名义总需求的管理应主要通过压缩外汇占款而不是压缩贷款的办法，使货币供应量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2）增加实际总供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
a.政府可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增加企业产出水平，缓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b.政府应大力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改革，以增加要素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c.放弃“价格约谈”等价格指数管理策略（价格约谈管理的是价格指数而不是价格）；
d.放松对贷款的人为控制，保证新增产能的合理增长；
e.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规避输入型通胀；
f.当发生全面性通胀时，可有针对性地制定鼓励进口的政策，提高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
3.应对结构性通胀的政策措施包括：
（1）加大对农业、服务业等低劳动生产率部门的价格补贴力度，否则只有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
（2）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结构性通胀，一是应加大对粮食、肉禽生产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这是治理我国消费品领域结构性通胀的关键所在；充分运用粮食、猪肉储备调节制度，控制粮价和肉价在平稳基础上适度上涨；二是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蔬菜、水果、肉禽流通环节的成本，增加对农贸市场的摊位补贴、营业税减免；严控农产品出口；大幅削减以粮食为原料的替代能源生产等。
（3）采取措施，保证生产要素能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尽量拉平各生产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0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