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视野和区域布局中。
从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到本月初公布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国家层面已数次发文支持皖北地区振兴发展。其对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施方案》公布不到10天，淮南市与闵行区这对结对“兄弟”就有了大动作。
12月17日，闵行区党政代表团到访淮南，双方围绕深化结对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将在淮南市高新区共建科创园，围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汽车零配件、智能显示等领域，共同推进一批产业转移项目。
第二天，首届淮南转型发展大会举行，双方正式签订《淮南·闵行科创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合作共识。
有人说，“原地踏步”已久的淮南，这次终于“快”人一步走在了前面。还有人说，放眼结对帮扶的皖北8市，淮南正是最急需“输血”和“换血”的那个。
对淮南而言，这种急切背后，是这座有着“中国能源之都、华东工业粮仓”之称的资源型城市，深陷转型困境的窘迫与挣扎。而对整个长三角而言，显然有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深意。
“标兵渐远、追兵渐无”
近年来，皖北作为长三角欠发达区域的发展“落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
数据显示，皖北地区2020年人均GDP为安徽全省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三次产业结构中一产占比高于全省4.6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低于全省约10个百分点。与区域面积、常住人口大致相当的苏北相比，皖北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仅为前者一半左右。
在皖北内部，淮南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曾经辉煌一时的能源重镇，到如今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倒数，其没落过往难免令人唏嘘。
“华东的煤，一半在安徽；安徽的煤，七成在淮南。”淮南位于安徽省中北部，是典型的矿产资源型城市。
数据显示，淮南境内煤炭远景储量444亿吨、探明储量153亿吨，是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全国13个亿吨煤基地之一，也是“皖电东送”的主战场——“皖电东送”70%都从淮南发出，点亮上海、浙江等地城市夜空。
因煤而兴，也因煤而衰。
煤炭大量开采导致大面积土地沉陷、陆地成湖，淹没了村庄与耕地；煤电产业增加值占工业经济总量一度高达70%，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煤电一咳嗽，淮南就感冒”……与全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产业单一等系列问题，让淮南不得不面临转型的阵痛。
今年6月，淮南当地媒体曾连续发文“叩问淮南速度”，文中直指发展差距——
看全国版图，淮南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较大市”之一。如今，与首批13个“较大市”相比：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大连、青岛也升格为副省级城市；无锡2020年GDP达12370.48亿元，是淮南的近10倍，唐山市2020年GDP为7210.9亿元，是淮南的5倍多。
再看安徽省内。在安徽16个地市中，淮南的GDP排名已从2010年的第7位，下降至2020年第12位。尤其是与曾经不相伯仲的兄弟城市相比，淮南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并逐渐掉队。
以滁州为例。2010年淮南GDP总量603亿元，比滁州少92.2亿元；而到了2020年，滁州GDP总量达到3032.10亿元，淮南GDP1337.20亿元，滁州已是淮南的2倍多。换句话说，2010-2020年的10年间，滁州GDP总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淮南。
用淮南市委书记任泽锋的话说，淮南已经滑落到“标兵渐远、追兵渐无的被动局面”。
为什么慢了？
究其原因，不仅有煤电资源依赖型经济衰落的外在影响（2020年淮南全市煤电产业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仍高达69%），还有如当地媒体所言，“抢抓机遇、主动合作意识的弱化”的内在因素。
马鞍山、滁州等曾经与淮南实力相差无几的省内兄弟城市，就是摆在眼前的例证。
同为安徽省四大矿产资源型城市之一，“以钢建市”的马鞍山之所以没有在转型升级中败下阵来，正是得益于其一边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持续引进造纸、汽车等新产业，以降低对钢铁产业的依赖度；另一边，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区域合作，打造东部产业“腾笼换鸟”的“集散地”。
“滁州速度”则更加凸显出抢抓开放合作机遇的重要性，当地争取沿江高铁在滁州并线设站，就是一个有力印证。
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一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升级，往往就能成为一些城市改写命运的历史机遇。不同于地处省域交界的滁州、马鞍山等同时被划入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中，居于安徽省域腹地的淮南被明确纳入合肥都市圈，并提出打造“合肥都市圈副中心城市”的目标。
然而，合淮相向而行已经走过10余个年头，实际成果却不尽如人意。
有观点分析原因认为，对比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长三角其他都市圈来看，合肥都市圈首位度较高但发展仍不够充分，且合肥尚处于提升省内首位度的过程中，对于周边的带动作用和外溢效应还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淮南也在自我反思。
“滁州不惧南京虹吸效应。”淮南当地媒体此前在对比分析滁州经验时指出：
2007年11月2日，淮南就首次提出“合淮同城化”，并于12月26日与合肥正式签订《合肥市与淮南市加强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之后，在融入合肥都市圈的进程中，淮南一边心之所向，一边担忧着虹吸效应、竞合压力。
“滁州离南京很近，应该说南京对他的虹吸不比合肥对我们的小，为什么滁州反而很好地享受到了南京的溢出效应呢？”在任泽锋看来，就是因为滁州始终秉承“发展腹地、产业配角、生态屏障、合作伙伴”的发展定位，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把区位优势变成了发展优势。
向外借力，激活自我的机会
眼下的淮南，显然迎来了新的机遇。
12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公布，推进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工作。
根据《实施方案》，综合考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发展水平、合作基础等因素，上海市3个区（闵行、松江、奉贤）、江苏省3个市（南京、苏州、徐州）、浙江省2个市（杭州、宁波），分别与安徽省淮南、六安、亳州、滁州、阜阳、淮北、宿州、蚌埠8个皖北城市开展结对合作帮扶，期限为2021年至2030年。
这也意味着，淮南与“新兄弟”上海闵行的合作将按下加速键。
淮南与闵行，一个是能源之都、工业粮仓，一个是工业摇篮、科创高地，结对合作可谓有基础、也有潜力。
早在2020年12月，淮南市党政代表团赴闵行区考察学习，双方就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结为友好市区，明确将在产业发展、园区共建、科技创新、教育卫生、绿色农产品、人才、党建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全面战略合作。
一年来，淮南在上海设立了驻长三角人才工作站、淮南名特优农产品展销中心等机构，举办上海安徽商会走进淮南投资考察等活动，并选派了2批22名干部赴闵行区跟班学习。
于淮南而言，来自闵行、上海的产业转移能为当地产业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同时，在与闵行的深入交流中，或许也能学习到关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工业园区的“过来人”经验。
随着双方交流日益密切，合作重点方向和领域也进一步明确。
在12月17-18日闵行区党政代表团到访淮南期间，双方明确将围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汽车零配件、智能显示等领域，共同推进一批产业转移项目。
作为此次交流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双方正式签订《淮南·闵行科创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将在淮南市高新区共建科创园。
这一次，淮南能否抓住向外借力，激活自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