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腾飞的两个关键支柱，也是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伟大推动力。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位居世界第一。这一切无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开放与融入。
当前，国际环境变化深刻而复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有所上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根本途径仍然是四十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无论面对怎样复杂的形势，改革的深化可以厚植国家发展的根本实力，而扩大开放可以始终令中国这个未来最有潜力、体量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保持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联结。因此，唯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改进和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切实提升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法制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市场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同时让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市场进一步以全球为腹地令中国经济中的各类产业得以高质量地发展壮大。
加速落实市场决定性作用
从过去近十年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持续减速换挡，如何更好地实现在中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的约束持续强化，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以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创新动力？关键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市场化的要素分配机制，这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仍有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和其他低成本要素资源的支撑而存续，这扭曲了真实市场的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近年来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我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缓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便提出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行政权力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干预，会不断扭曲要素价格，引发要素组合配置效率低下，供求也必然失衡，收入分配格局难免进一步恶化。在竞争性市场领域，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当前，必须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利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契机，真正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包括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这将有助于真正实现向市场化轨道转型的最终实现。当各类产权通过法律形式界限明晰，得到公平对待和妥善保护，要素资源势必得到更加高效的配置。这可以说是中国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繁荣最根本的微观基石。
强化知识产权法制保护
立足引进与自主创新两手抓，对国际前沿技术吸收再创造，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革新的路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端领域的技术获取很多都只能在遵循国际知识产权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完成。在走向创新与科技大国的进程中，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门必修课。众所周知，正是由于革命性地创造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英国才能够在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一举超越封建时代对英国具有优势的法国、西班牙等竞争对手。
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进程方面，应该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关键是落实到执行层面，未来政府应当进一步在法律实践过程中狠抓落实，带头守住知识产权保护的底线。只有切实落实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举措，世界各国才有信心扩大开展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必需的国际前沿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各大跨国企业才能在自身利益(知识产权)得到充分公平的法制保护的基础上放心大胆地参与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来。
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明晰与保护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当前需要改革有违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类产权的相关规章制度，完善不当限制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和居民不动产交易等民事主体财产权利行使的相关规定，以及取消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使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方面区别性、歧视性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制定和执行配套的法律法规对相关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和维权，势必将带来巨大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方面的提升。
全面加强法制化治理水平
立足于坚持完善依法治国，全面加强法制化经济社会治理水平，面向内外市场参与主体明确竞争规则体系，引导正向预期的建立与巩固，从而树立国内外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市场作为单一国家市场的巨大体量是我国面对国际竞争的根本优势。如何发挥这一巨大国内市场对于国际市场参与者的吸引力、向心力应该成为我们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
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的良好运作，有赖于形形色色、无所不在的契约关系的法律界定、维系与公平争端裁决机制。构建使得国内外经济与社会活动参与主体普遍信赖的法治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竞争力塑造的关键。
在金融市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下，如何夯实金融体系良好运作的基石已成为高水平开放型金融市场建设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资本市场上交易的证券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或其他衍生产品，背后的基础资产都是权益，权益必须能够得到明确的法律界定和保障。应当加快一系列民法、金融法律的制定、修订工作，切实构建完善的法制化市场治理体系，营造各参与主体“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良好氛围，并把这种理念转变为具体的常态化制度化的监管动作和实施流程。从信息披露机制、市场交易生态净化到对投资者的保护和赔偿机制等一系列法治环境的完善，到市场执法能力与违法违规惩戒力度的显著加强，都需要具体落实，尽快实施。从法律制度到法制执行层面全面树立内外主体对中国经济与市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坚定信心。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时代的高质量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有序协同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建立并维护开放型、国际化现代金融市场。无论是从履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还是满足MSCI关于进一步扩容对我国金融市场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以及从根本上说提升我国综合国家竞争实力的角度考虑，建设一个开放型、国际化的现代金融市场都是一项关键策略。同时，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储蓄率未来将有所下降，我国贸易顺差将稳步收窄，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以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为基础，建立高水平国际化现代金融市场也将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有利于维护新时代我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为此，夯实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有序协同推进金融改革深化是当前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当前应当在LPR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的清洁浮动，促进经济自发调节内外均衡。最后在市场真实需求充分释放、相关配套基础条件和管理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有序放松资本管制，顺势而为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应当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利率管制，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完善资金市场化定价机制。利率是金融市场各种金融资产的基础价格，是影响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核心要素，也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后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转型并推进内外经济均衡的基石。为了最终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开放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亟待深化。我国应当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短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引导市场定价，并改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竞争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体系，培育更多市场主体，让市场主体能够对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使得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机构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在金融市场上竞价的机制转换，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各类企业无论大小无论出身都能机会均等地获得投融资机会、承担公平合理的资金成本并享有与风险承担相一致的投资收益。
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外汇市场对内对外开放。首先要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降低央行对每日汇率中间价的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次，可以考虑引入波幅较宽的汇率目标区制度，让汇率水平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尚未结束之前，资本账户开放仍须谨慎。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利率维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跨境资金稳定，缓减人民币汇率压力。同时，在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的基础上，推进资本项目改革开放。
现有条件下，可以逐步探索对资本流动的通道审批制管理转向以金融中介机构资本进出账户管理为抓手的新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可以在加强对金融中介机构如有国际市场资质的银行、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对资金进出实行日度账户监控管理的新型机制。在该机制之下，监管机构主要通过对金融中介机构交易账户实施资本出入净头寸逐日实时监测，实现对资本流动的整体监控和管理，而不必对具体机构的逐笔交易进行审批。通过强化金融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实现对资本进出账户的宏观审慎管理，有利于通过提升资金进出便利程度的方式激发金融机构对于跨境金融交易的积极性。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为这些新手段和方法的采用提供技术保障和效率。
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有效加强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现代化水平，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需要实时关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的风险防范，区分实体经济运行中的正常外汇需求和短期的投机需求，防止汇率的短期波动被投机者利用，防范私人部门的短期外债风险，防范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当前，应进一步改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防止监管空白、监管套利和过高杠杆，避免金融业脱实向虚、自我循环。须完善市场准入和信息披露机制，明确监管职责和边界。监管部门职责要简单化、专业化，权责边界清晰。对于模糊地带需要强化协同监管，最大限度避免监管缺位和重复的现象发生。处理好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补齐监管短板，加强和优化对地方类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管控模式，加大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打击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应该看到，以银行为媒介，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间接融资方式支撑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步入新经济时代，以技术进步和服务驱动型增长方式为特点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直接融资体系的配套与支撑。大力发展现代化、法治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在多方面对经济转型、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为强化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实施新时代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无论面对怎样的风云变幻，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稳步前行。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